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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抗日老兵-我的父亲
2015-08-28 13:19:01  中国公路网  岳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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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转载《中国公路》《中国交通信息化》《中国高速公路》《中国交通建设监理》稿件须经书面授权。索取授权书 QQ: 6673744。

  今年八月十五日是我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党中央、国务院决定于九月三日举国欢庆。对此全国人民无不欢欣鼓舞,坚决拥护中央决定,热切等待这一庄严时刻的到来。

  “忆往夕,峥嵘岁月惆”。在这庄严而美好的时刻即将到来之际,我们特别怀念那千千万万为抗战胜利浴血奋战而英勇牺牲的烈士,怀念一切为抗日战争胜利做出贡献的人们。当然也特别怀念曾参加了抗日战争全过程的抗日老兵-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岳杰,一九三六年,刚满十八岁风华正茂之时于庐山公学中学毕业后,在家人的支持下,报着追求进步、追求光明的决心和求知的渴望前往上海考取了上海建业汽车工业学校就读。本想就此学上一门专业技术,为自己及家人的生计找上一份好职业。当他正在该校专心学习之际,“西安事变”爆发了,张学良、杨虎城二位将军为了抗击日寇侵略,保家卫国,不顾个人安危,冒死在临潼扣押蒋介石,要求他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爱国主张。父亲深为张、杨二位将军的爱国精神所感动,非常崇拜张、杨二位将军的义举。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爆发,日本鬼子公然向我华北大举进攻,烧、杀、抢、劫,无恶不作,全国人民和爱国青年无不义愤填膺,纷纷奔赴抗日前线,全国抗日浪潮风起云涌。此时正在上海建业汽车工业学校上学的父亲,满腔的热血沸腾,再也按捺不住胸中的怒火,当即立断,放弃学业,投笔从戎。因为他非常仰慕张学良、杨虎城坚定的抗日立场和态度,放弃学业后,立即返回陕西投奔东北军张学良部,被安排到所属一百一十五师(师长吴朝瀚)一个连里当文书,后被调任班长、排长等职,先后辗转在河南温县、孟县、济源县等黄河以北对日寇作战。一九三九年调往河南洛阳第一战区司令部(司令卫立煌)所属中央军校洛阳分校步兵第十四期学习培训。毕业后回原部队任连长,继续在河南、山西黄河以北温县、孟县、济源县一带与日寇作战。一九四O年冬在一次对日作战中,身中日本六五弹伤二处,因伤势过重,流血过多,在部队治疗短时间不能痊愈,部队领导决定让父亲回陕西城固老家治疗养伤,也正是这个回家养伤的机会,父亲才得以与四年前结婚的母亲和年已三岁的儿子相团聚。在家乡医生的治疗和母亲的精心照顾下,数月后父亲的伤势逐步得以痊愈,身体健康逐步得以恢复,便积极准备回部队继续参加抗日战争。在分别时,母亲已身怀第二个孩子也就是我。这就是说家中一个是身怀有孕的母亲需要有人照顾,另一个是三岁的大儿子也需要有人照顾,此情此景,真让父亲难以割舍。但是父亲想到目前是国难当头,自己是个军人,前方日本鬼子的铁蹄正在践踏我国土,烧杀我同胞,枪声就是命令,自己怎能顾小家而舍大家,苟安偷生呢?因此,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和适当的安排,父亲又义无反顾、毅然决然的返回原来的部队,被安排在九十三军新八师第二十九团继续任连长,后部队调往重庆驻防。一九四三年日寇入侵衡阳,以至桂林告急,父亲所在部队被星夜调往全州死守。因战绩突出,先后被提为副营长、营长、突击大队长等职。在著名的衡阳战役中,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三十六军全军将士浴血奋战四十多天,终因孤立无援弹尽粮绝,全军将士大部壮烈牺牲,致使衡阳失守。之后父亲所在部队被上级由全州撤至兴安、桂林一带防守等待援军,直到重庆援军赶到贵阳,与全州、兴安、桂林、柳州、河池、南丹等地友军联合出击才将日寇打败,阻止了日寇的继续南侵。在此战役中,父亲也曾二次受伤,但坚持不下火线,一直坚持到战斗胜利。此后父亲所在部队继续在全州、兴安、桂林、柳州一带与日寇周旋,直到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日本投降后,父亲所在部队先被调往贵州遵义整编为十师十旅三十团,父亲被任命为少校团副。接着部队调往重庆又被任命为中校团政工主任,时年二十九岁。

  从父亲参加抗战的经历可以说,父亲作为一个爱国的热血青年,在国难当头时,他挺身而出,舍小家为大家,立即奔赴抗战最前线,真刀真枪与日本鬼子作拼死的斗争,把自己一生最美好的青春年华献给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尽了自己的一份力量,也为他自己的人生写下了光辉的一页。父亲为什么能在外敌入侵时,表现出这种强烈的爱国精神和舍生忘死的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呢?根据父亲多年对我的教育,几十年来与父亲接触和耳濡目染,我觉得主要有以下二点:

  一是受民族英雄岳飞“精忠报国”思想的影响。记得在我的童年时代,在多少个月光照耀,繁星密布的夜晚,在打谷场上,在田间地头,父亲曾一次又一次给我讲叙岳飞小时候岳母给岳飞背上刺下“精忠报国”四个大字。岳飞从小在父母的教育下,立志“精忠报国”、“还我河山”,他出生在贫苦农民的家庭,自幼就刻苦读书,苦练武功。曾熟读兵书“左氏春秋”和“孙子兵法”,向周侗学习射箭等武功,二十岁时就能拉动三百斤强弓,且能左右开弓,百发百中。北宋末年,当金兵入侵中原,烧杀掳掠、生灵涂炭,尸横遍野,百姓四处逃难,苦不堪言。此时,岳飞立即投身到抗金斗争中,因其熟读兵法,更能巧妙运用,故而用兵如神,智谋过人。且本人武功盖世,无人能敌。一生身经百战,而能百战百胜,创造了无数以少胜多的经典。且岳飞人格高尚,有一句名言:“文官不贪财,武将不怕死,天下太平也”,其创建的岳家军“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对百姓极为爱护,经常亲自护送百姓迁移,故而深受百姓爱戴。父亲深为民族英雄岳飞一生“精忠报国”的精神所感动,非常崇敬岳飞高尚的人格和誓死保卫国家收复河山的英雄气概,另一方面从宗族的角度来讲,根据家族代代相传,父亲常对我们子女说:我们是岳飞的后代,因岳飞为秦桧所害,一祖从河南汤阴逃到陕西华阴,后又几经辗转,落户陕西汉中、城固一带。因而父亲经常教育、勉励我们,学习、继承岳飞的伟大精神,当一个岳飞的好后代。父亲在抗战爆发后立即奔赴抗日前线,投身到抗日战争中去也正是继承和践行岳飞“精忠报国”“还我河山”的伟大精神的具体表现。抗日战争中千千万万的热血青年,爱国志士很多人也是受岳飞“精忠报国”思想的影响和鼓舞纷纷投身到抗日战争的烽火中去。

  二是受中华传统文化——儒学思想的影响。父亲15岁~18岁在赴上海求学前曾跟随曾祖父岳俊山(当时在庐山牯岭开“得露堂”药铺,行医济世),在庐山公学学习儒学三年,受孔孟儒家思想影响较大。在我童年、少年、青年时代成长的过程中父亲就经常给我讲解:“仁、义、礼、智、信”、“忠、孝、节、义”、“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头可断、血可流、志不可夺”以及“三字经”“弟子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羊有跪乳之恩,乌有反哺之报”等等一系列儒家关于如何做人的思想,父亲还特别崇拜那些英雄豪杰的浩气正气和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义之士。经常对儿女讲:“孔夫子弟子三千,成名者七十二人”,最好的学生三人:颜回、子路、子贡以及他们的故事。孔子最好的学生颜回“安贫乐道”的故事,“大丈夫能屈能伸”“吾日三省吾身”“学而时习之,不以悦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等等。由于孔孟等儒家思想对父亲的影响,也成为父亲在国难当头时能做到临危不惧,立即奔赴抗日前线的思想动力。

  抗战结束,一九四九年解放以后,时年已三十三岁的父亲,终于回到陕西城固与分别多年的妻子——我的母亲团聚在一起,二个儿子(哥哥十一岁,我七岁)终于才见到自己父亲的模样。自古以来,人人都知务农是各行各业最苦的一行,农村中多少人梦寐以求的理想是跳出“农”门,走向城市。可是我的父亲却明知农村苦,偏向农村行,他说“民以食为天”,“国以农为本”,而且我们当时全家所有的财产就是九亩土地,父亲自幼上学,成年后就行伍打仗没有其它什么专业技术,只有在九亩土地上找生计了。经过一番准备,于一九五O年春季父亲毅然决然的抛弃了比较悠闲的城市生活,义无反顾的奔赴自己土地所在的农村,把自己所有的九亩土地全部耕种起来。可是种田务农父亲从来没有干过,一切都要从头学起,所有耕牛农俱都要进行配置,这需要多大的决心和勇气。对此父亲只有起早贪黑、勤学苦练,不懂就问,不会就学,经常向村里的老农们请教学习。经过二、三年的实践,父亲基本上掌握了种田务农的知识和本领,得到村里群众的好评。为了给种田提供耕牛和农家肥料,父母在种田的同时还开始了养殖牛、羊、猪、鸡、兔等副业生产。从此,全家人一年四季起早贪黑,再也没有空闲的日子。十二岁的哥哥和八岁的我从此也没有了童年,只要放学回家,立即全部投入放牛、割草、寻猪草、喂猪、喂鸡、积肥、打场、晒粮等一系列繁忙的劳动之中。

  一九五四年我考上了城里的初中,我哥考上了城里的高中,都要离家住校读书,每个礼拜每人的伙食费是1元4角钱,二人2元8角钱(当时每斤大米的价格是9分8厘钱)。这对一个以种田为生的农家来说可就不是一个小数字了。家里一年种田所收的粮食除了交公粮,自己全家人吃饭的口粮及种子而外,所剩不多,根本无钱提供二个孩子上中学的费用。因此父母整日都要为如何凑够每周这二元八角钱的伙食费而发愁。无奈之下,父亲干完自己家的农活外,挤出时间去卖日工(即给别人打工),一天下来能挣几角钱,但这不是天天都能找到的。后来父亲就选择了农村人最苦最累的活——进山担柴。每天凌晨五更起床带上干粮往山里走15华里天才亮,翻山越岭共30华里,向山里人低价买上一百多斤的柴火,然后担上柴火翻山越岭赶到县城集市去卖,往返约60华里,一天下来也只能赚一元钱左右,这样要挣够二个儿子每个礼拜的伙食费,父亲每周得到山里担柴二、三次才行。后来随着技术的进步,有了架子车之后,父亲就用架子车进山拉柴,每次可拉一千多斤,但时间就得2~3天了。有时遇到天气、路况不好等原因,走到上不着村、下不着店的地方,因坡陡一个人拉不动,又找不到同行伙伴互相帮忙推车,天又黑了就只好晚上就地睡在架子车下边,天当被来地当床,这种情况夏天还能凑合过去,但到了天寒地冻的冬天,第二天早上起来时,常可见到公路边沟旁边的树技上、架子车车缘之下,吊起了一根根透亮的冰柱子,可想而知父亲晚上睡在架子车下边将会冻成什么样子。就这样只有等到后面有人过路或有拉架子车的同行来时,才能协商互相帮助翻过那段陡坡。为了供养我们二个儿子上学能交上伙食费、学杂费,父亲付出了何等艰辛的劳动。

  合作化和人民公社之后父亲在生产队参加集体劳动中,他总是拣最苦最累的活干,五、六十年代,没有什么机械化农具,打谷子、割麦子全是手工,最重的活就是挑担子,父亲总是要挑一、二百斤重的担子,而自己从不叫苦叫累,所以村里人经常称赞父亲,说他是个“铁汉子”。

  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父亲所在农村每人每天的口粮只有四、五两粮食,这对父亲这个身高体重劳动量很大、又没有油荤、又正值40多岁的壮年人来说是远远不够的。这时全家人都处在饥饿难忍的煎熬中,父亲终因劳动强度大,饥饿成疾得了浮肿病,全身浮肿,举步维艰、生命垂危。父亲如何度过这个难关呢?这就要归功于我贤惠善良、吃苦耐劳的母亲和尚处在少年时期的二个妹妹,是母亲带着二个妹妹整日四处奔走挖野菜,在近处野菜挖的没有了,就走十多里地到种土豆、红薯的地方等人家挖完以后,再捡人家漏挖的红薯、土豆,虽然在现代人的眼里这不是什么宝贵的东西,可在当年困难时期却是可救人命的宝贝,谁也不肯粗心大意把它漏挖在地里,但一天下来总还是可以捡到一些,总比在家等着饿死的好吧。母亲总是把家里的口粮和捡回来的红薯、土豆做给父亲吃,自己和二个妹妹总是多吃野菜充饥。我那时正上高中,每月定量31斤,看到父母及二个妹妹整日吃野菜充饥,很少能吃到大米和白面,我就利用课余时间在学校附近挖野菜,捡食堂摘下来的菜根,洗洗用喝水缸子在茶炉上煮煮吃,省下几个白面馒头带回家分给父母和二个妹妹品尝、充饥。

  在那动乱的年代,父亲一次又一次的遭受抄家、批斗、打骂、戴高帽子、挂黑牌子游街示众,身心遭受了很大的摧残和打击,曾被打断二根肋骨。面对这些打击、污辱和委曲,父亲内心万分痛苦,但外表十分平静,唯一的办法就是忍耐。一不反驳,二不申辩,每次挨斗,游街回来后该干啥活,仍然去干活。因为父亲心中有一个信念,就是“心正不怕邪”“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人一生做事要对得起天地良心”,他始终认为,当年他加入国民党张学良部完全是为了抗日,保家卫国,没有其它任何目的。民以食为天,国以农为本,解放后,他奔赴农村自食其力,种田务农,也是光明正大,堂堂正正的事,他问心无愧,因而无所畏惧。父亲坚信,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有时可能发生一些曲折,但是正义终将战胜邪恶,黑暗终将过去,光明即在前头,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真理。正是由于有这样的信念,父亲终于挺过了人生中一段最艰难的岁月。

  父亲之所以能安心参加八年抗战,解放后在农村务农期间克服重重困难度过一个一个难关,这与他一生有一个贤内助——善良贤惠、知书达理的妻子——我的母亲分不开的。一九三七年秋父亲和母亲在老家陕西城固结婚后不久,即赴西安投奔张学良部奔赴抗日前线,这正是由于我母亲大力支持的结果,新婚即别,舍小家,为大家,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和决心。记得小时候母亲教我唱的第一支歌也是母亲最喜欢唱的歌就是“松花江上”,正因为母亲和父亲一样拥有满腔的爱国热情,所以她名符其实的做到了“妻子送郎上战场”。

  “逢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抗战八年,母亲无时无刻在为父亲的安危担忧。由于是战争年代,父亲在前线打仗居无定处,变化无常,加之当时的邮电通讯既很落后也很不正常,父母之间很难联系,经常出现通信中断,数月杳无音信的情况。父亲在战场上生死不明,母亲在家中惶惶不可终日,要么写信询问,但又不知住处是否又有变动而无法投寄,要么就去找亲友倾诉商议如何是好,或去寻找家里也有在部队的同行家属询问,看她们亲人有无音信,想从中找到父亲一丝的线索,实在无奈时,母亲只有去烧香叩头求神拜佛,为父亲祈祷平安,许愿求神灵保佑,为自己的内心寻求一点安慰和寄托。母亲对父亲的担忧和思念经常是才下眉头又上心头。为此,母亲经常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直到收到父亲来信,平安无恙,母亲才如释重负,脸上露出笑容。抗战期间母亲为父亲的安危操碎了心,她自己独守空房,苦度光阴,还要照顾二个少不更事的孩子(抗战胜利时,哥哥七岁,我三岁)。不仅要照顾两个孩子的衣食住行,生病就医,还要每天教我们认字学文化(母亲为城固女子学校毕业)。母亲还特别勤俭,一人照顾两个孩子已经够苦够累了,她还要利用空余时间纺线、织布、拉鞋底,做布鞋,缝补衣服。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个纺线的小摇车,等我们兄弟二人晚上睡觉后,母亲经常自己纺线(来料加工)到深夜,挣一点工钱贴补家用。

  解放后父亲决定回乡种田务农,母亲夫唱妇随,毫无怨言。她作为一个中学校长的女儿,自幼上学读书,从未干过农活。她只有以吃苦耐劳的精神逐步适应农村的生活。到农村后,母亲身上的担子就更重了,除了为全家人做饭、洗衣、缝缝补补的针钱活而外,还承担了养猪、养鸡、喂牛、打场、晒粮等农活,农忙时人手紧张不够用,母亲还要亲自下田割麦子,收稻子,无所不干。更为辛苦的是,在下乡以后,父母又生养了二个妹妹,二个弟弟四个孩子,由于家庭经济窘迫,母亲生产从未进过医院,父亲在时,就由父亲接生,父亲不在时就近请农村的产婆接生,更没有什么月嫂之类侍候,就由父亲或姨妈(母亲的姐姐)来照顾几天。一般三天后就自己下床,做饭照顾自己。因此父母常说她们这一生费尽千辛万苦,就是养育了我们六个儿女。在父亲的遗嘱中,也曾这样称赞母亲:“我妻黄氏,与我结发六十年来,含辛茹苦,相夫教子,在为人处事、待人接物方面极其善良厚道,处理家务条条有理,一粒米、一滴水绝不浪费,教育孩子甚为有方,可称为孟母教子的后继人。抗战期间,坚决支持我奔赴抗日前线杀敌驱贼自己独守空房,不辞辛劳,专心养育照顾一双儿子,为我解除了后顾之忧。随我下乡务农数十年,费尽千辛万苦,亦曾遭遇许多意想不到的歧视和委曲,但她坚定不移与我同甘共苦,共度难关,毫无怨言。诚为岳家世世代代妇女中之优良妇女,在当今社会里也是百里选一的好女子,真可谓帼国英雄矣”。

  一九八三年,年近七旬的父亲,经县政府推荐,政协选举为陕西城固县政协委员,连任两届。虽然政协委员并非为官,更无奉禄,每月仅有55元的生活补助,但是从政治上、精神上来讲对父亲意义非浅,代表党和政府对父亲一生的信任,在精神上对父亲是个莫大的安慰。此时年近七十的父亲如枯木逢春,从内心深处感谢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他的信任,十分珍惜人民给予他的反映民意,参政议政的机会,根据自己所在农村的所见所闻,积极向政府谏言献策,做了大量有益于人民的工作,发挥了自己的余热。据我与父亲言谈接触所了解父亲十分担忧积极谏言的问题有:有些地方向农民乱收费、乱摊派造成农民负担沉重,不堪重负,生产难以为继,致使某些农田弃耕的问题;少数农村基层干部贪污腐败、欺上瞒下、胡作非为的工作作风问题。有些地区黄、赌、毒泛滥,道德沦丧,假冒伪劣横行及青少年一代的教育成长的问题;农村中部分老年人老无所养、病无所医的问题等等。父亲有生之年还十分关注海峡两岸的关系,期盼早日实现祖国的统一大业。父母晚年特别想念母亲在台湾的胞弟、胞妹,期盼着与台湾弟妹重逢的时日,这也是父母晚年得以长寿的精神支柱之一。

  一九九五年已达七十九岁高龄的父亲来我的工作地西宁居住,母亲和我们全家都希望他老人家能在西宁多住些时日,以便与母亲和儿孙们团团圆圆共享天伦之乐,也算给儿孙一个尽孝的机会,能够亲手照顾他的晚年生活。但是由于父亲年老体衰,已不适应青海西宁的高原气候,整日头晕脑胀、气喘吁吁,精神萎迷,呼吸困难,住了三个月后,一再要求回陕西城固老家。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我只好请假五天,亲自护送老人家返回城固的妹妹家,由妹妹照顾她的生活。没有想到,此次一去父亲的身体状况就每况愈下,高血压、糖尿病等多种疾病缠身,至一九九七年夏季就完全失去了生活自理的能力,举步维艰,卧床难起,由妹妹及请的保姆轮流照顾他的生活。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接到父亲病危的电话,我立即从外地出差途中赶回陕西城固老家,我的大儿子也从西安赶回见了父亲最后一面。此时的父亲已面色蜡黄,神情呆痴,奄奄一息,见到我后竟然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他眼泪夺眶而出,像有一肚子话要说但又说不出来,后来断断续续听他说到“可把你盼回来了,你回来我就放心了”!就这样我和妹妹、大儿子等请来医生一直守护侍奉父亲吃药打针抢救。三日后父亲终因抢救医治无效于一九九七年十一月七日晚十时心脏停止了跳动,安详地离开了人世,终年八十一岁。一九九七年十一月十一日,家属子女、亲朋好友、邻里乡亲一百多人,参加了父亲的葬礼,冒着倾盆大雨给父亲送葬。城固县政府、政协的领导也亲往家中祭奠和慰问家属子女。葬礼上的对联上写着,上联:抗战八年转战南北洒热血,下联:解甲归田历尽艰辛育儿女。这是父亲一生经历和业绩的真实写照。

  回顾父亲的一生,抗战八年,在日寇入侵国难当头之时,他立即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为己任,置个人生死于不顾,挺身而出奔赴抗日前线,奋勇杀敌。他从最基层干起,历任连文书、班长、排长、连指导员、连长、副营长、营长、突击大队长、少校团副、中校团政工主任等职转战祖国南北大地,曾多次负伤,把自己最宝贵的青春年华献给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事业,表现出中华民族铁血男儿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大无畏的英雄气概。解放以后,他怀着“民以食为天”、“国以农为本”、“自力更生,丰衣足食”、“能伸能曲,能官能民”的思想,明知农村苦,偏向农村行,下定克服千难万险的决心和母亲一起,放弃优越的城镇生活,毅然决然的解甲归田,种田务农,含辛茹苦四十七载。在这近半个世纪的日子里,他几乎天天起早贪黑,日夜操劳,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在农村的土地上辛勤耕作,用超强度超负荷的诚实劳动,换取微薄的收入来供养全家八口人的生活,养育我们六个儿女,其中二人上了大学,四人上了中学。一直以来全家人都过着十分节俭的生活,直到上大学时我还穿着补丁衣服。可想而知,父亲一生中经历了多少的艰难困苦。难怪父亲经常说:“人生难,我的一生更难!”。

  父亲一生没有遗产,他在遗嘱中写到:我没有什么遗产,我给你们的遗产就是你们自己本身……(父母唯一的财产一套房子在儿女上学的关键时刻,为供给儿女上学的费用而卖掉了,故而父母后半生一直居无定所,租用他人房屋)。

  到了晚年,父亲由于长期超负荷、超强度的劳动,终于积劳成疾,多病缠身,在无奈之时写下了:“英雄难过老年关,人生最怕老来难,功名利禄身外事,闲梳白发照残阳”的诗句,抒发内心的痛苦和无奈,也表达了一生淡泊名利、安贫乐道、乐观坦荡的情怀。也正如“父亲”那首歌里唱到的“人间的甘甜有十分,你只吃了三分”,而“人间的苦涩有三分,你却吃了十分”,可以说这也正是我父亲一生的真实写照。

  总之,父亲一生是饱受苦难而又勇敢顽强与日本鬼子和一切艰难困苦作斗争的一生。他国难当头,奔赴战场,坚决抗日,英勇顽强。种田务农,千辛万苦,诚实劳动,忍辱负重,养儿育女,含辛茹苦,任劳忍怒,清贫一生,淡泊名利,堂堂正正。他的这些品德和精神,正是留给我们儿女最好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和遗产。

  父亲离开我们已有十八个年头了,在这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之际,对父亲的怀念真是油然而生,每当我想起父亲一生所受的那些苦难,我的泪水就夺眶而出。特别是父亲的晚年生活,虽然我们儿女也尽了孝心,但是现在回想起来是远远不够,我为我没有能够给父亲提供一个较好的晚年生活而感到愧疚,真是“子欲养而亲不待”啊!

  我觉得中央决定今年九月三日举行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纪念活动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而且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近几年来日本军国主义右翼势力抬头,他们亡我之心不死,不仅拒不直接承认侵略我国的滔天罪行,不给中国人民直接道歉,反而不断在钓鱼岛以及东海、南海诸多岛屿挑起事端,足见他们的狼子野心。今天我们庆祝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一定要牢记,抗日战争中中国人被日寇烧杀掳掠共死伤3500万人的惨痛代价和血的教训。因此我们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铭记历史,不忘国耻,凝聚人心,要有打一场新型的抗日战争的精神准备。首先我们一定要紧密团结在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为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牢记“落后就要挨打”和“发展是硬道理”的千古教训和真理,以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目标,把科学技术和经济建设搞上去,把我们的军事力量和国防建设搞上去,下决心搞好文化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大力提高国民素质,全国人民团结一心,建设和谐社会,维护社会稳定。我们一定要继承和发扬父辈的抗日精神,一旦日寇入侵,我们全国人民都会像当年祖辈们一样立即奔赴抗日前线,坚决彻底干净的消灭日本帝国主义,决不能让它们的阴谋得逞。

  二O一五年八月十五日 ( 来源: 中国公路网 作者:岳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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